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就有关于“肠澼”的记载，症状即包括“便血”、“下白沫”、“下脓血”等，并提出以脉象来观察预后。《金匮要略》创用白头翁汤和桃花汤，以清肠解毒、温涩固下之法进行治疗，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。隋代《诸病源候论》指出：“热毒乘经络，血渗肠内，则变为脓血痢，热久不歇，肠胃转虚，故痢久不断。”对病机阐述较为深人。至宋代，陈无择将本病病因归纳为外感六淫，内因脏气郁结及饮食不当，纵情恣欲（不内外因）三类。金元时期朱丹溪提出据病之虚实治疗：“壮实初病宜下，虚弱衰老久病宜升。”明清时期，医家对本病的认识和实践更加深入。如李中梓提出的“新感而实者，可以通因通用；久病而虚者，可以塞因塞用”。迄今仍有其临床价值。